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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er Public Law Salon (Session 2)
维德公益法律沙龙(第二期)-- 深圳公益法律交流研讨会
 
       2013年7月19—21日,维德中心与深圳市律师协会公益委员会、衡平机构、广东鑫涌律师事务所等机构合作在深圳市东湖宾馆成功举办了为期三天的“公益法律研讨会”。本次研讨会以律师反歧视行动为主题,重点是普及反歧视理念和知识,引导律师参与公益活动、志愿服务,介入反歧视案件,主要面向深圳市的律师,同时有来自新疆、湖北、辽宁、江苏等地共计80余名公益律师参与其中。三天当中到场的还有深圳市律师协会副会长、福田区司法局副局长等官员及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法律界人士。
       本次培训由专业企业管理顾问Yuki主持。19日早上与会律师们刚进门,就被请到旁边的空白中国地图面前,在家乡所在地贴上名片。随着律师接连到场,中国的三山五岳很快被占领。接下来培训正式开始,由维德中心理事、深圳市律协公益委副主任许宜群致辞,他结合自己所参与的公益法律行动,谈到了对律师志愿法律服务的理解,同时强调了深圳律协对公益律师的坚定支持,表示要做大家的坚强后盾。
       分享正式开始,先由衡平机构黄雪涛律师主讲。她以《精神卫生法》修订为主线,讲述律师推动精神医学法治转型的公益法律行动。黄律师先谈到法律人的核心价值,后从法律的角度阐释了“被精神病”议题中权利话语与医学话语的对立,澄清了其中存在的种种偏见,如“精神病等于无行为能力”、“人权只和刑辩相关”等,接下来概述了衡平机构成立后确定的三年目标,她谈到,经过社会各界的努力,这些目标如今已基本实现,最为显著的成果就是《精神卫生法》的修订,受害者的话语权、法律资格、独立诉权等正在得到有效保障。黄律师还引述了武汉大学法学教授秦前红的一段话,“优秀律师都是了不起的行动者。他们洞悉法治的漏洞与缺失,并精妙地发动攻击;律师是理性的改良主义者,能借由执业了解问题的本质,而不是不接底气,或食洋不化。以律师为主角的法治是经验主义的,以立法者为中心的法治是构建主义的。
       19日下午的培训内容也很充实。先是衡平机构的刘佳佳讲“《残疾人权利公约》对成人监护制度的挑战”,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被精神病”议题。《残疾人权利公约》是联合国大会于2006年通过的,中国政府于2008年无保留批准,还要每四年接受一轮审议。公约界定了“残疾”一词,即个人损伤加上环境或观念障碍,强调残疾人的平等法律人格,要求对残疾人要从“替代性决策”向“支持性自主决策”转变。而而中国现在的成人监护制度,把人生硬的区分成三个类别:完全/限制/无行为能力人。这既不符合现实中人的多样性,也跟《公约》存在冲突。而且,原本旨在保护弱者的监护制度,在现实中变成了“替代性决策”模式,是对弱者权利的全面剥夺,导致大量的侵权行为得不到救济。根据《公约》的要求,中国必须改革成人监护制度,把资源用在如何为障碍者提供支持上面。
       接下来由资深媒体人、新媒体女性网络负责人李思磐讲以公益法律实践推动性别平等。李思磐表示,虽然很多人觉得中国的性别平等已经做得够好,上世纪九十年代还在北京召开了世界妇女大会,但这只停留在政府的观念层面,现实中,女性权益仍不断地受到侵害。比如,以李阳为代表的家庭暴力,一些企业招工时对女性的歧视,或者设法拒录或者设置相貌门槛,贫困地区女童的受教育权也得不到保障,还有职场、官场和学校利用权力或准权力的性骚扰,此外还有土地权、生育权等,她还结合这些具体权利受损谈到了相应的影响性诉讼。而在理论层面上,中国的女权主义并不被几个主流思潮所接纳,比如在本该是同盟军的自由主义者看来,性别议题是宪政议题之下的次级议题,“有人权就够了,要女权做什么”是其代表性观点;以铅笔经济研究社为代表的市场至上主义者则主张企业的用工自由,不把拒录女工视为歧视;民族主义者则习惯用整体利益掩盖个体诉求,拿本土资源否定外来议题;文化保守主义更是将女性看作男性的附庸,认为女性天生就是生孩子做饭用的,反对计生的易富贤便持这一主张。即便是女性自身,也未必对此有深刻觉察,在场的一位女律师便主张女性要自立自重,肩负起自己的生养天性,李思磐认为,要学会区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这一话题激起了在场律师的表达欲望,演讲刚一结束,律师们便唇枪舌剑地争辩起来。
       下一场分享是广东劳维律师所的段毅讲公益法律中的非诉讼手段——集体谈判。段律师向大家介绍了劳维所成功办理的几个集体谈判经典案例,如2011年冠星厂,2005年厂方以“喝水上厕所”为由每天克扣员工40分钟的工时,不给工资更不给加班费,经过努力失去多年的权益被讨回。2012年底广州7个区的环卫工人罢工要求涨工资,经过劳维所的努力,广州市政府于今年3月份召开常务会议,4月份出台规定,从5月1日开始施行,取得了圆满结果。还有深圳某医院的护工和保安因劳务派遣工资太低导致的罢工,持续58天,院方最终同意了工人的要求。
      段律师说到对公益法律的理解——公益的核心不在于免费,而在于通过系列个案对制度产生影响,让社会产生共鸣。对于公益诉讼来说,是要依法力争;对于公益非诉来说,则要依理力争,不过都需要目标明确,诉求清晰。而做公益律师并不容易,首先要有见识,要看清自然法与制定法的关系,看清制度不匹配现实的地方,而不能只是照搬法条。而公益诉讼有时并不求胜诉,重在维权;其次是要有胆识。集体谈判很多时候是在法外运行,老板是显性的对手,制度是隐性的对手,成本高,风险大,没有胆识是做不来的。再者要积累一些资源,比如NGO,这是公民社会的主体,而NGO一般都是议政型的、对公共事务高度关心的,是跨界别跨地域的;再如媒体,如果不认识俩记者也就不用做公益律师了,因为公益诉讼需要影响社会就要借助媒体力量,当然现在微博、微信这样的自媒体也很重要;还有律师,作为一个职业共同体,律师要联合起来,因为再大的律师靠个人力量也只能做一点事情;还要和大学研究机构建立联系,使自身行为有更高支撑,这有助于把实践上升到理论层面,引起学界重视。
      19日下午的培训结束,刘佳佳受邀做了下简短总结,她说,“徒法不足以自行”,不管是法律制定还是法律实施,都需要律师的参与和诠释。而从衡平和劳维的经验来看,公益法律人推动社会改变也没那么难,只要专注、持续、形成合力,就能影响社会进程。段律师补充了一个力量公式,即理念+组织+行动=力量。主持人Yuki说,从今天的分享可以看出,做公益法律人不仅很有成就感,还可以过得很快乐。接下来她动员大家用便笺写下对今天所分享的几个主题的感悟,贴到各个主题的领地上。在此前的分享间歇,Yuki还让律师们分组做了一个力场分析,对改变的各种动力和阻力进行排序,同盟和对手一目了然。
      20日上午由刘巍律师做反艾滋歧视工作的分享。刘律师先是介绍和艾滋病相关的医学知识。她提到,之所以很多人谈艾色变,是因为对艾滋病不了解。其实艾滋病没那么恐怖,它的病情可以通过药物控制,它的传播途径和乙肝完全一样,消毒措施也和乙肝一样,即便是给艾滋患者做手术,也不需要专门的艾滋病房,只要按照“标准防护原则”来操作,就不会出现差池。乙肝歧视已经从制度层面上消除,但艾滋歧视还远未终结。尽管国家已经出台了“四免一关怀”政策,并收到了良好成效,但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入学权、就医权和就业权还未得到有效保障,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的歧视依然存在。在入学上,艾滋病孤儿往往被隔离到专门学校,容易造成心理阴影;在就医上,小峰为尽快手术只得修改病历,此事便引发李克强总理的关注和批示;在就业上,公务员招录明确对艾滋病毒感染者说不,教师招录也是如此(广东教师体检条例已取消此项)。刘律师提到,代理这样的艾滋歧视案,败诉也有意义,像2010年的艾滋就业歧视第一案,就引起温总理重视,要求政府部门清查修改歧视性条款,她自己就参与到疾控中心的规定修改中。从国际经验来看,国际劳工组织曾发布《关于艾滋病与劳动世界的建议书》,主张艾滋病感染者应享有同等的劳动权利,印度高等法院1997年作出著名判决,支持艾滋病人的同等就业权,南非有一名大法官自己是艾滋病毒感染者,还出过一本自传。这些国际经验和共识应该被我们所接纳,尤其在司法支持上。
       刘律师的分享引发参会律师的热议,有的律师对诉讼策略提出建议,认为可以从个人隐私角度出发;有个别律师对反歧视观点提出异议,认为艾滋教师威胁孩子安全,问如果自己的孩子入学是否希望让这样的老师去教,不要因为反歧视就走火入魔;有的律师针锋相对地予以反驳,认为不应该对艾滋病毒道德化,同性恋未必关乎道德,而感染艾滋病毒的人也可能是因输血等意外所导致,那些人也是我们的同胞,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何况医学已经证实日常生活的接触不会传染,不会危及到公共安全,这一观点也获得多数律师的认同;还有参会者提到论辩需要主持人,要面对主持人而不能指着对方鼻子说话……总之,反歧视行动需要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激烈的争论,这样才能保持议题热度,才能让理念和知识得到传播。
       20日下午,Yuki将之前的案例做成了问题树,在这基础上,让大家分组做公益法律的SWOT分析,对机遇、挑战、优势和问题罗列分享。讨论告一段落后,衡平机构举行颁奖仪式,给合作律师颁发致谢函,这种民间的致意也是公益律师的极大认可和鼓励。
       21日上午,先是由世达律师事务所(Skadden, Arps, Slate, Meagher & Flom LLP)的高级合伙人Alan G. Schiffman律师做Pro Bono(志愿法律服务)在美国的历史发展和经验分享。世达是全球最大的律所之一,该所要求律师每年要拿出几十个小时做志愿法律服务。Pro Bono起初是民间自发的,是法律人回报社会的最佳途径,同时也有助于新律师独立代理案件,接触不同的领域。美国律协倡导美国律师每人每年完成50个小时的Pro Bono服务,自2013年起纽约律师协会规定实习律师必须完成50小时pro bono服务才可取证。而其他国家的律协也有类似规定。公益法研究所(PILNet)的中国区主任Seth Gurgel先生为Alan G. Schiffman律师的演讲担任翻译,他出色的中文水平和幽默的翻译风格大受听众欢迎。
      接下来由维德中心的李严律师讲“志愿法律服务和律师的社会责任”。她先从公益法实践的定义说起,简要介绍了公益法实践的工具,如公益诉讼、公益上书和公益游说、民间法律援助、公众法律倡导和教育等。接下来她提出了当下转型中国的社会问题与律师的社会责任感这一命题。保守估计中国至少7亿人口没有能力或不敢享受法律服务,这些人如何获得公平正义是法律人不应回避的问题。尽管这几年来政府法援案件数量和受援人数均不断攀升,但仍不过百万,尽管政府的法援经费大幅提高,但人均也不足1元,且法援支出并未同比例增长,更多收入是用在行政开支上。事实上即使在发达国家政府法援也无法满足服务需求,这些需求需要各种民间力量的参与来进行必须的补充。那么,律师能够做什么?律师如何通过公益法实践来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李严律师进而结合历年评选的中国十大公益诉讼,谈到公益法实践的职业模式,包括以公民身份从事公益诉讼、加入NGO做专职公益律师和以商业律师身份参与志愿法律服务(Pro Bono)。同时介绍了中国目前存在的较为著名的民间公益法律组织。她着重分析了几种职业模式的特点和在中国存在的困境,最后指出对大部份律师来讲,每年抽出部分时间力所能及地参与志愿法律服务是律师参与公益法实践的最佳选择。她引用美国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Pro Bono模式的开创者)说过的话,“美国律师界的最佳机会现在是,将来也是,重拾其过往既追求财富又作好准备维护公众利益的立场。”这句话对中国律师也同样应有所启发。最后,李严律师介绍了维德志愿法律服务中心,该中心的设立正是为了组织和支持志愿律师可持续地从事民间法律援助活动,同时应建立激励机制,表彰志愿律师,吸引律师和律所承担社会责任。李严律师的发言结束后,在场的36位律师当即签署了《志愿法律服务宣言》,成为维德中心志愿律师并承诺每年承办一个免费志愿案件或完成30个小时的免费志愿法律服务。
       21日下午是开放空间讨论。Yuki用星系图引导大家分组做公益法律的行动规划。之后出售店铺摊位征集主题,与会律师踊跃报名,十多个摊位被很快抢完。主题分别有律师提供公益法律服务是否一定免费无偿、如何与政府机构互动沟通、如何平衡自身职业与公益服务的关系、公益法律行动如何更为持久、一个西部律师的公益法律之路等,每个摊位都吸引到多则十多人、少则五六人的顾客。在早市、夜市结束后,摊主逐一展示讨论成果。
      最后大家用一句话表达参会感受,对这三天的分享研讨评价甚高,有感激、感动、感恩的温情感悟,也有参与志愿法律服务和反歧视公益诉讼的意愿表达。互赠贺卡、合影留念后,深圳公益法律交流研讨会圆满落幕。